从龙家村掉头而下，至山谷，沿着溪水蜿蜒而出。至两江汇流之处，折而向东南，沿着和平河，去追寻它的源头——龙脊梯田风景名胜区。
如果生产更多的茶叶不能换取更多的粮食，或者不知道能不能换取更多的粮食，那么生产更多的粮食或者进行更高效的生产，又有什么用呢？生活在两河口的刘DZ的祖先不会有这样的困惑。被群山环绕的龙胜，“八山一水一分田”，寸土寸金，有水的地方就开凿成梯田种植水稻。缺水的地方，就开凿成旱地梯田种上玉米、红薯、土豆等杂粮，并间作蔬菜。每一块田地适合种什么、种什么最划得来、如何搭配轮作才不会浪费土地等一系列问题早在开工之前已经过精密的盘算。所以，龙头山一带的排布整齐的古茶树并不仅仅出于自家打油茶的需要而被种植，而是为了交换换取高于种庄稼的收益。
“龙脊茶出广西，亦造成砖。除瘴解毒，治赤白痢。”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赵学敏在他的著作《本草纲目拾遗》首次将龙脊茶引入国人的视野。乾隆十一年（年）贡生黎映斗（义宁县人）在《龙脊茶歌》中写到：“白毫片片尽笼沬，消虫辟瘴成奇功。味苦亦可除烦满，气和更足开心胸”。及至乾隆末年，龙脊茶成为龙胜厅上贡清廷的“土贡”。自此，产自五岭之间、蛮荒之地的一片树叶因为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产生了联系而衍生出更高的价值。在此之前，它只是当地土人用于打油茶的原料。打油茶，是当地的一种饮食习俗，用茶叶、蒜籽、姜、山苍籽冲煮，佐以粑粑或红薯、香黄豆、米花等。建国前，贫户“以茶代餐”；富户则“以茶调剂”或待客。
不同于当地原住民苗、瑶、壮族的偏安一隅、避世而居，从湖南新化、道县迁徙而来定居于两河口一带的汉族，显然更为精通如何与外界联系并进行交换，两河口的刘氏先祖们在陡峭的山腰开凿了近30亩茶园，其中少数佼佼者至今依旧存活。据刘DZ所言，他的祖父每年春天都会将家中所产的茶叶背到龙胜、宛田、临桂一带去买。后来，有湖南的人专门过来收，因为龙胜茶的品质较好。
品质，如同品味，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之中有着全然不同的内涵。有人以“甘”为美，如陆羽《茶经》以茶味之不同划分了茶的等级：“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澹……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宋徽宗赵佶认为：“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全”。也有人以“真”为美，认为茶贵真，强调真香、真色、真味。其原因大约在于古人做茶或吃茶往往杂以诸香。明代张源《茶录》言：“味，以甘润为上，苦涩为下”。又曰：“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使其失真，如水中着盐，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真香”意味着茶之本香，水中不着盐，茶中不着料，碗中不着果。这一标准与龙胜打油茶的吃法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于是，茶有了“雅”“俗”之分。食物原本只是经过人们猎取、采集、驯养、种植、栽培、制作、处理，供人生理和身体需要的食用和摄入物，与政治无涉。但当它与统治、阶级、身份、管理、秩序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被蒙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油茶，前身为中国最早流行的“粥茶法”，这一流行于唐之前的主流饮茶方式，因其具有的“原始、以果腹为目的”的“粗、野、俗”等审美特征，不符合社会精英阶层的审美倾向而被逐步边缘化，而需要借助特殊的茶具和仪式才能完成的“煮茶法”逐渐成为主流的饮茶方式。换而言之，《茶经》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确立完备的煮茶器具、系统的煮茶程序和仪式建构了精英阶层独特的饮食社会伦理，从而使饮茶有了雅俗之分。而生活在桂东北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与大自然作斗争过程中，意识到“粥茶法”中的茶叶、生姜、葱、蒜等原料，是克服“湿气重、瘴气多”的恶劣自然环境的生存法宝，进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继续传承和演绎着“粥茶法”。
故龙胜人所谓“茶的品质”好，绝不是我们在现代茶叶审评课本中所见到的品质的释义。在他们眼里，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生产出的茶叶意味才“好的品质”（对自然环境的无害）。另一方面，敬畏自然的节律，在谷雨时节采摘的茶叶被认为品质最佳。
“以前我们大山里种植的本地品种茶叶，不用直接施化肥，不用打农药，就能长得非常好，是真正的绿色产品。”——《贺州土瑶茶叶种植的传统知识研究》
“每到谷雨这天，家家都采新茶，茶汤先供祖先，而后家人先喝后搽，先搽额头、眼睛，再搽肩膀、腰背，祛病消灾，添福添寿。”??
作为一种嗜好性的饮品，茶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但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茶作为具有“防瘴祛疾”的“药品”，或是在特定的文化习俗中成为与祖先神灵沟通的祭品之后，便具有了与食物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因此而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意义体系”，沉积到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在至今流淌着的龙脊山歌里，我们可以窥见当地人真诚而朴素的“人茶共生”：
“一里种茶九里香，年年谷雨采茶忙。请问哪里得茶本？问你哪里得茶秧？”
“本地深山得茶秧，育出龙脊茶树王。传宗接代满山是，岁月悠悠血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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