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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读晋商千年三晋商脉源流万里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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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表里山河之晋地,熠熠生辉之晋商,以万里茶道汇通天下实现海内称雄。

篇/文字/阅读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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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

见字如面,大家好,我是太原楼评君!

晋商文化

▲来源网络

察古则自豪,思今则兴叹。兴衰荣辱过眼云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晋商辉煌不会遗忘,峥嵘岁月再谱华章。

天地万物皆有规律可循,了解晋商历史、文化,也是山西人了解自己的路程,楼评君虽不是山西人,然而翻阅晋商的人物和故事,总有力量可以汲取。

▲平遥古城

来源网络

晋商不仅是经济上一股崛起的力量,推动了全国的贸易,让中国商品融入到世界,促进了金融,资讯,物流,建筑,服装,曲艺,酿造等行业,甚至影响了商业经营和企业的管理制度。若更好的理解晋商五百年的成就,可以看阿里巴巴,他们念得同一本经书,是信息化商业的经营模式。

目光所及,皆是现象;

所想所思,皆系地产。

一:晋商溯源篇

源于先秦!盐业为根

中国商业,始于晋商。

作为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拥有五千年历史,山西是尧舜禹活动中心,也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概念王朝——夏,与之伴随的还有晋商起源。

古代商业的发展需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稀缺物资能盛产,一个政策上能支持互通有无。晋商便有这得天独厚的优势!

▲虞坂盐道

锁阳关

首先,晋南盛产盐。山西安邑(运城)与解州间有长约50里的天然盐池,被称为河东盐或潞盐。作为生活必需品,从夏、商、周时期就有山西商人贩盐,包括熟悉的武圣关羽起初也是运城的私盐贩。古代货物运输依赖牛马等畜力,晋北在畜牧业上亦有天然优势,自古就是有车有盐(颜)!

▲来源

B站史图馆

其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晋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上的促进。据晋姜鼎和戎生编钟的铭文记载,春秋时期晋文侯的夫人晋姜曾主持池盐贸易,将一千辆池盐和粮食运到河南换一千辆铜作宝尊鼎,这也是当时大宗商业贸易的实证。

晋国并非开局就是大国,成语“假道灭虢”创造者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为称霸奠定基础,晋文公时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促进商业发展,出现历史上第一批富裕的晋商。《国语》“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到春秋末期,晋国国力最强,人口最多,若非三家分晋,晋国大概也会实现大一统。中国最早的商人大概就是晋商,并且与盐密切相关,故而晋人绝非因生活困顿而经商,而是母国强大,政策开明促进了商业发展。

晋商鼻祖:计然猗顿

低调,自古就是晋商的标签。世人皆知陶朱公范蠡为“商圣”,未必可知范蠡师从晋国公子计然,《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正是计然之策让越王勾践登上了春秋霸主。后范蠡整理《计然七策》成为经商致富的重要古籍,到如今其理论依旧能指导期货交易。

继范蠡之后又出现以经商奇才——猗顿。猗顿原本是晋国的书生。因家境不好,难入仕途,选择经商。猗顿在洞察到范蠡发迹后,就找到陶朱公求教经商之道,范蠡送给猗顿八个字“子欲致富,当畜五牧”。

凭养牛积累到第一桶金,猗顿又创造出了分期支付的先河,农户可先把牲口牵走,等收成后再结算——“赊销”诞生。后经营盐业,正是这一本万利的生意让猗顿成为巨富,是最早成名的晋商,并提出诚实守信的经商原则,故而被视为晋商始祖!

商帮形成:盐业机遇

从先秦之后山西经商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汉时有与匈奴交易的聂壹,后有辽东经商的王烈。魏晋时期繁峙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唐朝武后其父也是晋商,历朝历代均有致富的晋商代表。

晋商成为晋帮,形成以地域属性的大商帮,跟经济和政策有极大关系。自商君变法“奖耕战”、“抑商贾”历朝政策多为内法外儒,农本商末,重农抑商,故而田税轻,商税重,盐业官办,直到宋朝才有转机。

先秦时期,以井田制为基础,赋税依托于土地,如齐“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秦时有明确“市租”如《关市律》《金布律》等,贸易税包括盐、铁、酒、肉等。

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制抑商贾,《贱商令》要求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设盐官和铁官等。此时盐已作为税收主要来源,甚至专门设有与知府同级的河东巡盐史。

由于盐税为中央财政,历朝由官府批发,指定商人零售,私人采盐、贩盐犯法。北宋雍熙三年,随着人口急速增长,盐业官卖制度已不适应。开始实行盐引制度,又称折中制,即商人输栗于边,授以商人盐引,再以利领取池盐,此举促进了盐业产量近一倍,自此山西盐商规模扩大,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序幕由此拉开。

来源

国史通论

盐业是晋商之根,若只有盐仍是独木难撑,山西缺铜但铁矿丰富,冶铁业发达,如唐代黄河大铁牛,明代冶铁占全国的38%。宋朝之前,山西气候温润,种桑养蚕,潞州丝绸名扬全国。气候改变后,又开始种棉发展棉布业。形成盐,铁,布等硬通货。

二:晋商投机篇

明清两朝,人口激增,市场的内需增高,长期抑商的政策有所放宽,税负也有所降低,资本开始迅速流动,商品交换市场不断扩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建立,支撑如纺织、冶炼、采矿等行业的资本萌芽。

明朝的戍边制是晋商投机的重要机遇,这个时期晋商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借助“中开制”机遇,以粮换盐引,将盐业生产,销售,运输全部掌握。

其次“折色制”淮浙商帮兴起,晋商失势,遂与蒙、后金等少数民族发展边贸(走私)。

先说第一件事:中开制下的机遇。

明朝在九边重镇的屯兵,常年兵力在40-90万,以军屯制为主,中开制最初只是补充,但是军屯制荒废,这些戍边的重镇本身并非繁华都市,需要大量的军需补给,如米、麦、粟、豆、帛和铁等。

地利获益最大是大同和太原的晋商,两地城市经济繁盛,其次盐引(提货单)是一种期货,属于替代货币,像朝廷的商票。盐引获利就是军需的运输的便宜。

由于盐引纳粮比例逐年增加,政府盐产不足,盐引拖欠,挫伤了晋商的积极性。于是盐业改革纲运法,由实物变成白银兑换盐引,将资力雄厚的内商编入十个商纲运销,不入者不得经营,取得者可世袭,包销制确立后,形成明末的大盐商垄断。

非货物运输后,晋商地利消减,两淮徽商崛起。包销的大盐商不仅需要雄厚资本,更需要有良好官场关系,此时晋商子弟多饱读诗书,逐步成为官商世家!

第二件事:“散户”的晋商拓边贸!

这对于晋商意义更大,甚至催化了明清两朝的更迭!“散户”晋商丧失盐业机遇后,在失势情况下,再寻商路!由于物资+运输的地利已形成,在过去粮运基础上,添加茶马,丝绸是极为便利。

在贸易上唐宋比明清更开放,有海关关税以及专卖等制度,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也是获益良多,补充了财政。但是明清明显没有继承贸易经营精神。明朝的海上贸易成为一种恩赐,国外“朝贡”朝廷颁发恩赐,这种不是互利原则,反而造成了财政亏空,海外贸易上也不征税,民间明令禁止。

在这种环境下,有海贸诉求的日本浪人就经常集结成寇,缺乏贸易的蒙古等也经常劫掠明朝,内陆上土木堡之变,明末庚戌之变,隆庆和议;海上出现渔民、海商勾结倭寇,袭扰沿海。其背后,蒙古的诉求是蒙汉互市,海上贸易的诉求也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解封海禁。

被禁止的,被管控的生意,往往是暴利,富贵险中求,晋商吃苦耐劳,擅长长途贸易,这种财路也是风险极高,经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普通商人很难应对,于是商帮概念就越来越强,尤其以晋中地区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形成更紧密的晋商商帮。

明朝灭亡根本上是经济问题,朝廷不太会算账。不能开源,倒是节流很强,官员的薪俸体系偏低。土木之变后,代表士绅和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上位,文官大多参与经商或接受商人利益输送,海瑞这种还是太少。

最终大明被节流裁员的“邮差”干翻了,明末属于国穷臣富,有发不出军饷的崇祯帝,有被抄家有七千万两的京官集团,有五十万的商贾富家十七家,也有兼并土地不纳税的士绅。文官集团伴随明朝灭亡也丧失了根基,清军入关后江南的士绅和徽商、浙商也遭到了惨痛的打击,财富灰飞烟灭。

最后再说商贾巨富代表——晋商。隆庆和议中,大同,宣府开了互市,边贸时开时关,晋商商帮仍长期从事走私贸易,除了贩卖粮食,布帛、茶叶等,换回马牛羊、兽皮等物资,还贩卖包括朝廷禁止输出的战略物资,包括铁器、火药等。

后金崛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晋商许以重利,走私粮草铁器,火药等物资同时,还提供了巨额贷款,帮助搜集军事情报,故而入关之后格外优待,御赐为满清八大皇商,虽然这种投机被文人不齿,在商言商,边贸帮助晋商积累千万白银,为后期晋商万里茶路,汇通天下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三:晋商票号篇

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据史料统计,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就超过了一亿两,称得上“富可敌国”。

晋商的贸易活动也促进了北方城镇发展,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西北“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再如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等。

明朝税费改革,白银为货币广泛使用,晋商基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其次清朝的疆域比明朝更大,使得大宗贸易产生了基础,贸易流通更强,这对于山西票号业务也是产生了推动,于是出现帐局、钱庄。

账局、典当以信贷为业务,钱庄以经营兑换银钱为业务,经营者多为晋商,此类业务多为副业,钱庄的钱票可以实现票到付款,于是晋商之间出现了流通和使用。兼备钱庄和账局的票号应运而生,承揽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成为金融业银行的雏形。

山西平遥: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其中最出名当属晋商代表——日升昌掌柜雷履泰,日升昌也被御赐匾额:汇通天下。

平遥四大晋商中三家经营票号,平遥和临近的太谷,祁县成为票号业的发兴之地。鼎盛时期平遥票号占全国总票号四成以上,在全国六十多个城市设分号三百六十多家,晋商票号国内外共地,分号共家,故而也被称为山西票号。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江南商人也开始开办票号称为“南帮票号”。票号起初只是商帮之间的资金流动,朝廷禁止票号汇兑官款,太平天国期间才逐步承接官饷,并对普通百姓放开,此段历史可以参考《乔家大院》。

▲来源

乔家大院

与票号相伴生还有山西人首创镖局行业——物流业鼻祖,受人钱财,凭藉武功,为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起初晋商在外做生意,每到年终结账时,就会有大量银子运回山西,押运白银就成了镖局的主营业务。

票号与镖局有相当的伴生关系,由于押运费高,对票号业建立之初的汇兑费率设定有很强的锚定作用,其次伴随票号的生意发展,票号成为镖局的主要客户,镖局的产生也进一步促进了晋商的发展和万里茶路开辟。

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平遥古城

四:晋商茶路篇

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蒙古、俄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从中国福建崇安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伊林进入蒙古、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到达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公里。

▲来源

网络

祁县晋商成为万里茶道开拓者,茶道从恰克图又传入中亚和欧洲,总长10余公里,为名副其实的“万里茶路”!晋商利用沿途数百个票号、建立完善的产销运体系,不仅影响中国茶市,也直接左右欧洲茶叶的品质和价格。

晋商到产茶省份收购茶叶,在当地投资设厂制作砖茶,采买福建武夷山茶叶,水运至汉口茶市再北运。经大同至张家口或杀虎口入归化,再由旅蒙晋商换作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多公里,至恰克图交易。

茶路的繁荣推动了种茶业和运输业,促进了北方和西伯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伴随茶路的兴起,一座座城镇也在崛起,恰克图也由集市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高峰时期,在恰克图有晋商三千余人,百余家茶庄,每年贸易货物总值约万两。(清朝每年盐税约万两;关税约万两)

由于茶叶贸易,俄国特别看重汉口的茶市,《北京条约》辟为通商口岸,年至年每年达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市的86%,由于茶船多,汉口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驼队》拍于呜沙山。

虽然茶叶有%的利润,但万里茶道运输耗时要一年有余,营商环境不容乐观,开辟和维持如此漫长的商业运输线绝非易事,对资本和运营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即便晋商将运输问题解决之后,终端交易如何建立双方共同遵守的贸易协定和交易规则?

晋商的万里茶路沿线,百业待兴,码头、镖局、客栈、饭庄、货场以及票号借势蓬勃。虽然清朝茶税和贸易税不高,但前后要有60多道厘金,晋商每箱茶叶成本高于俄商近五成,故而晋商开辟的茶道被俄商反超。

国运即商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有公平的外交和贸易,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相对于中国的俄商之便利,俄国则对中国商人征收重税中俄茶业商战以晋商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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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晋商经营篇

晋商之辉煌,唯两业鼎盛,一则票号,汇通天下,二则茶贸,万里经商!

此两业之功成,皆有管理之道,经营人心。尤其是票号业,虽然晋商不一定懂得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但是其制度的设计,票号的经营治理,也依旧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票号业明确的治理结构,有分红制,分权制,身股制,和学徒制。

(一):分红制

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经营者所拥有的是“身股”,又称“劳股”或“人力股”,身股不用出钱。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股金从千两到万两不等,人数一般十到二十人。

股本最大者称为大东家。正股中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始股东分红转化而来,伴随规模扩展,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副股拿息,不分红。

(二):分权制

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和主持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限制对经营管理的干预。

这种管理全权授权经营。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这种委托关系中,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风险。故而东家积极塑造晋商文化,以义制利,注重德行、信誉。选择大掌柜极为慎重,这一点上和阿里文化也很相似。

(三):身股制

员工的福利上,待遇包括两部分。

一是实行供给制,员工吃住都在票号内,节假日有假期。在票号期间,生活开销和回家旅费都由票号负担。

二是收入,又分为两项。一是每年养家用的工资(辛金),每年10两到两。此外是分红,票号中独具特色的身股制。身股分盈不分亏,即只有权利没有风险。大掌柜10厘,分号掌柜5-6厘,伙计从1厘开始。

按身股制在分红账期,每厘约-两。员工离开则身股停,部分票号在伙计去世后仍会给家人几个账期的分红。

(四):学徒制

晋商票号丰厚的待遇,吸引了优秀的人才,票号伙计是饱读诗书,能远行,精通珠算和楷书的青年俊才。在这种“学而优则商”的氛围下,晋人“一进票号,二则为吏,三考科举”,故而清代山西没有出过一个状元。

其次,票号员工都是经过严苛的选拔,伙计学徒就要经过五年,通过封闭式的长时期德育过程,培养“仁、义、敬、智、德”以及忠诚意识和集体主义理念,训练其从商的基本素质,道德品行方面极为重视。

在经营上也极为严谨,使得晋商票号从始至终,汇票从未被假冒过。

晋商的商帮地域属性深重,具有宗族制属性的,且晋商间多经营业同,虽在外经营以商会形态互助,但在晋地内部仍存在一定竞业内耗。晋商经营崛起,多依托于政策和朝廷,与官员利益较深度的捆绑,在时代变革之下,固步自封,未能继续开拓新领域,发现新商机。

晋商的经营管理上有一定的先进性,将管理中无为的之道运用到极致,但是票号经营也存一定的局限性。晋商总号多在晋地,县域视角,难以洞察商界之先机,经营长于稳定而不能与时俱进的变革,在管理中,等级化,政治化,人治大于体系,守正大于效率创新。

结语篇

晋商有其独特的商业文化。晋商王现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

晋商精神是其年称雄的内在动力。

首先,是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其次,互助、相扶的群体意识。

第三,守信、以义制利的价值观。

第四,管理中,以人为本的创新。

第五,洞察力,善于把握时代机遇。

第六,整合力,自身优势外部结合。

晋商之崛起在其顺应时代,锐意进取,起身勤俭,经营诚信,善于分利,晋商之衰内因是传统观念的墨守成规和深度捆绑,外因是王朝衰弱,国家贫瘠,晋商命运与之衰落。

晋商追求“创家立业”和“爱国济民”的理想,也阐明了晋商创利过程中,也为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发展着想。当下若要重振晋商之辉煌,晋人仍需在商业路上:如万里茶路那般,做难而正确的事。

伴随祖国的强大,中国的崛起,期待新晋商能再次崛起,海内再称雄。

以微见著洞察先机把握趋势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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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楼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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