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鳌江的商贸业繁荣略探
---为鳌江发展的黄金时代，时有“瓯闽小上海”、“中国古鳌头”之美誉
文：光明人家-05-25
鳌江，位于温州的南部，隶属于千年古县-平阳，是平阳县的经济与交通中心，浙江省首批27个试点小城市，是浙江省唯一拥有“水、公、铁”现代立体交通特大型中心城镇。如今，鳌江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的超越自己，奋发图强，近年来在招商引资方面下大力气，多个国内重要知名度大企业项目落地鳌江。“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万达、银泰、金茂等等重大项目的落地引发了鳌江迅猛赶超发展的趋势。
而这一切也引发了一些外人的嘲弄和不解？“一个小镇，鳌江凭什么？鳌江并不是城市？这不太可能吧？就算鳌江新城落地开发？那又能会咋样？以后还不是个“鬼城”？”此起披伏，纷纷扰扰。其实所有这些质疑声源于对鳌江发展历史的无知和误解。鳌江，从来不是一座小城镇，小地方。这是有着“千年古镇，百年商港”荣誉的瓯越名城。具有悠久商贸传统和千年对外交流历史。民国时期鳌江便是浙南闽东北区域商（贸)业与经济中心，时与郡城温州并驾齐驱。有“北有椒江，南有鳌江”称誉的浙江港口重镇。
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发展背后都有着深厚文化的积淀和历史发展脉络及渊源延续。一座城镇（市）发展的历史绝不是海市蜃楼，一蹴而就，罗马不是一天能造成的。其实鳌江复兴也只是原先历史荣耀的回归而已。下面，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记忆，来回顾一下鳌江地方悠久的历史和当年市镇繁荣的历程。
鳌江千年历史和商贸港口
鳌江名镇，位于温州市南部，位于横贯鳌江流域的浙江省第八大河流——鳌江的入海口，依水而居，因港而兴，以依靠鳌江河流而得名，是浙江原五大港口之一，温州重要的海港门户。在民国时期，对外交流与商贸航运发达，是浙南闽北地区对外贸易的窗口与门户，时有“瓯闽小上海”、“中国古鳌头”之美誉。
据相关文献记载，鳌江一代开发历史很早。早在三国-西晋横阳建县初时，东吴大帝孙权在横屿半岛一带造船，航海等已兴起。唐代大中年间，鳌江之地设有军事镇戌--江口镇。江口镇具有对外交流功能和军事功能，驻军有-余人。唐大中七年（公元年），日本和尚圆珍大唐求法上岸的就在横阳县江口镇（鳌江）。
宋元两代，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鳌江沿海一带海上和内河运输业、造船业已十分发达。元朝元贞元年()五月，升平阳县为州。鳌江之地设有温州南部造船基地（据《清华集》记载）。平阳州守周嗣德曾向朝廷运送漕粮。明初设有江口城，明-景泰元年（），户部所属杭州北新钞关在平阳江口（在今鳌江）设分钞关，征收船税。明-正德六年（），江口分钞关开始兼管商税和海外贸易。这是目前有关鳌江对外经贸最早的史料记载。
清、康熙二十四年（），朝廷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初称海钞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浙海关署（在今宁波市）在平阳设立分口（在今鳌江镇），负责管理鳌江港往来贸易船舶。咸丰十一年（），平阳分口（鳌江）亦改称平阳分口常关。同治四年（），浙海常关温州分口常关改组为瓯海常关，平阳分口常关划归瓯海常关管理。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鳌江港作为清朝浙海关的子口之一，设有（平阳）分口，征收进出货商税及海外贸易，鳌江港的地位逐日趋于重要。在解放前夕民国37年（），海关古鳌头支关裁撤。
近代（民国时期）则是鳌江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时期。年鳌江正式开埠，当时随着对外交流与鳌江港的开埠，鳌江迅速崛起，加快了从原先的渔业小镇向现代港口城镇转变，并迈出了社会早期现代化的步伐。由于人才集聚和远洋港口贸易展开，经济日趋繁荣，在快速发展10年后，年，鳌江正式建镇。民国廿七（）年荷兰、英国吨商船开进鳌江经商。鳌江因此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是为浙江省五大港口之一。至此成为带动浙南闽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与发动机。
鳌江开埠后的经济迅猛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建镇后，鳌江人口迅速增长，时多达00多人，完全是个新兴的市镇。已具备了近代城市的初步形态，鳌江的社会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鳌江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镇中出现了与传统市镇截然不同的市民阶层，正在构成鳌江近代城镇的社会基础，并出现多个现代经济的同行商业工会。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工人、个体经营者组成了近代鳌江的新市民社会。新市民阶层已逐渐摆脱了传统乡族社会的束缚，是鳌江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体现。
清中叶是鳌江兴起的开端
明末清初时期的战乱与迁界导致平阳鳌江沿海一带集镇彻底沉沦与消失，而原住民的消失导致地方史料的失载，此段鳌江历史一片空白。后一直至康熙九年（）部分复界，时有永嘉、乐清及福建的移民来鳌江从事鲈槽业，后随着人口的集聚，鳌江集镇慢慢逐步的恢复了生机，并在康熙二十四年（）设立海关机构。
有关清代中期鳌江集镇的发展，据《平阳商业志》记载：“清、乾隆丁酉年（暨年）鲈槽渔民集结于此交易渔货，后兴成市”。随着南麂渔场和沿海渔业的发展，鱼货交易日趋兴旺，以致带动整个鳌江商业的发展。但据目前的考证，鳌江的集镇历史应该还是要提前，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年间，鳌江社会出现了两大变化，暨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集聚。
清-乾隆30年（），何子祥任平阳知县时，在其著作《蓉林笔钞》中尚看不到外地客商（宁波、福建）来鳌江的记载，而在清、光绪八年（）的平阳知县汤肇熙《出山草谱》中，就多处出现十几家宁波人开的商号，汤知县曾经处理过一个宁波商船遇风触礁遭平阳人哄抢的案件，该船满载木头数千株，可见当时的鳌江港已可进出入远航贸易大船。另据《瓯海关贸易十年报告-，附件》，当时温州港与宁波港、兴化港（福建莆田）联系十分密切，而鳌江港则往来稀少，据此，可以推断，鳌江港直接与宁波、兴化等港口展开了频繁的贸易。
在台湾学者李国祁的《温州府市镇结构及其演变》论文中载，清代平阳县主要出口货物有茶叶、红糖、明矾、渔产品、柑桔等均从鳌江港出海。他认为，鳌江地位日趋重要，因地当内河及海运交通枢纽，已构成一套相当完整的贸易网络，于十九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中心市镇。文中认为，平阳地区十九世纪形成的市镇与十八世纪有根本的不同，即市镇的发展成因几全在于商业或经济，军事或行政成镇的性质已经日益减少。因此，商品经济的发达乃是本县市镇蓬勃兴起的主因。鳌江的兴起与发展即受益于此。
清乾嘉时期平阳学者鲍台的《一粟轩诗文集》之《募修海神廟序》载：“昆岭以南，横江之滨为古鳌头地，旧分上、中、下三埠，于中埠建海神廟一，圣姥宫一，居民估客以时祷赛其中，廟貌巍巍，宫与之埒，层栾浮柱，翎翔榱翚，粲与云齐，洵巨观也。……今时和年丰，鳌头烟火万家，舟车辐辏，外界大洋，拍天无岸，而蟹舍渔村安堵无恙，官艚海舶日蹴波蹈。”嘉庆五年，即公元年，鲍台从萧江菼浦，移居古鳌柳嘉垟。在他笔下的鳌江镇，上中下三埠已具规模，中埠的杨爷殿庙、娘娘宫，建筑雄伟壮丽，居民万家，商旅车船熙攘，一派繁华。
如鲍台文集所载、李国祁文中所述，在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当时鳌江已经集结成市镇，是为平阳县内河及海运交通枢纽中心，于十九世纪已经形成对外贸易与商品市场，人口集聚时达有二千余人，是为平阳县的对外贸易主要吐纳港与渔港，渔行及简易贸易繁盛。
民国鳌江商贸业的繁盛
近代鳌江的开拓和繁荣，鳌江王广源商号贡献最大，功不可没。民国13年（）宁波籍沪商委托鳌江巨贾“王广源”开办四明公所（暨宁波栈），同时开辟鳌江--上海海上航线，并建设码头，从此海轮北通大连、营口、青岛、上海，南下福州、台湾、汕头、香港等沿海港口。同时，鳌江镇上设立了电报、邮政、电话局，并兴办金融事业，大大改善了鳌江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平阳及闽东北地区及沪、甬商人纷至踏来，增设经营机构，扩大经营，茶叶、红糖、明矾、渔产品等土特产的外销出口业务，以使鳌江的市场面貌大大的改观。
对外贸易兴起与鳌江港的日益繁荣密切相关，同时促进鳌江集镇商业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鳌江港对外主要的贸易棉花、蚕茧、茶叶、明矾、红糖、陶瓷、生猪等，其中大宗有茶叶、明矾、渔货三种，明矾年出口量最高峰达到担。营业额达万大洋（按年每担出口明矾的平均价格0.关平银两计算）。茶叶出口营业额达万大洋（民国22年）、茶叶过堂行有王广源，裕泰，孙茂昌、源春，协丰六家大户。
民国19年（），当时鳌江镇上最主要的渔货代理商行（鱼行）发展到15家，从业经销人员有余人，最高鱼行代理营业额—万大洋。其中以仁泰、源通、兴泰、永记四家（简称四间行）的理贸易额达万--万大洋（银元）之巨，占全行业的60%。当时，宁波、温州、福建等地商人纷纷来鳌江经营商品和扩大批发业务。中英大药房、溢丰商店颜料、美孚石油批发代理处、南北货等商店俱是温州、宁波等地商人批发开设的单位机构。
单就拿鳌江港口的茶叶、明矾、渔货三种营业额万大洋来看，按现在网上计算，民国初期一块大洋在上海相当于现在元左右人民币的购买力，而其他行业经济数据尚没统计在里。大家可以计算一下鳌江在民国时期经济实力和所处的地位。
到民国26年（），鳌江镇的商业已经发展到户，相关从业人员近千人（不包括滩贩），后来据王轼教授统计，当时鳌江积聚人口达一万多人。鳌江在浙南闽北具有与温州平起平坐的对外商业贸易地位。时称“瓯闽小上海”、“中国古鳌头”。-，这15年间，也是鳌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下面把民国时期鳌江商贸业各行业（另茶业、明矾贸易和鱼行业有单独叙述）的具体介绍如下，以求大致了解当时鳌江对外贸易和商贸繁盛的发展状况。
一、鳌江的鱼行业
鱼行是鳌江商业发展的最主要行业，在民国时期鳌江全镇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龙头地位，在民国19年（），鳌江镇上就有大小的渔货代理商行（鱼行）、商店15家，从业经销人员有余人，其中以仁泰、源通、兴泰、永记四家（简称四间行）的规模最大。渔行的经营方式，多位代理批发经营，向买卖双方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作为企业的收入。
在抗战前夕，鳌江渔行全行业代理营业额在-万大洋（银元），其中以仁泰、源通、兴泰、永记四家（简称四间行）年代理贸易额达万--万大洋（银元）之巨，占全行业的60%。全行业直接参与的流动性资金计有15-20万大洋（银元）民国32年（），设有鳌江鱼业同业公会。会长为王伯琳。（具体详细另外有详写，见民国鳌江渔行状况一文）
二、鳌江的生猪贸易业
鳌江的生猪业,过去鳌江本地人称“猪联行”，都是采用民间合股经营代理行。民国25年（）最为兴盛，鳌江有“隆顺”、“隆记”、“新记”、“聚大”、“元春”等七家代理行，主要经营销售往福建福州等地运销生猪，兼收鸡蛋、家禽、山羊等，当时这些货物，主要通过闽鳌运输行的四艘定期货轮，往返鳌江--福州航程时间为半个月，每月运输生猪头，每头售价20-25银元。
抗战爆发后，日军军机不断轰炸鳌江，当时国民政府把往返福州和鳌江这四艘轮船拖去沉淀堵塞鳌江航道，这使鳌江的生猪业运销业务受到极大影响，七家联行纷纷歇业、停业，改行，剩下一些的做些零星的生意业务。抗战胜利后，民国36年（），这些老猪行人员又重操旧业，他们筹集资金，创办了“大隆”“兴隆”“公大”等几家运销行，向宁波、台湾、福建（福州）等地运销生猪，还有一些少数商行向台湾运销猪仔，从此，生猪行又开始复苏。
三、鳌江的棉布、纱布业
鳌江棉布业在抗战前就较为兴盛，民国27年（）有零售大户7家，从业经销人员61人，周转资金11万大洋（银元），其中最大的大户“黄义大”为6万大洋（银元），少的商户也有0大洋（银元），有批发商户2家，是温州商行设在鳌江的批发点，周转资金各为1万大洋（银元），从业经销人员16人，抗战爆发后，棉布行业大户减少，小户和滩贩增加，以致生意衰落，直至解放前夕，虽然有所恢复，但仍未达到战前的兴盛局面与水平。
鳌江花纱业在抗战前，只由几家大店经营，如溢丰颜料店，棉布批发店。到民国35年（），江南宜山、钱库一带筒布生产兴旺，吸引了北港地区的腾蛟、水头、山门的一些客户到鳌江经营纱头，当时纱头进货地点主要是上海纱厂，在年纱头生意最兴盛时候，有批发商18家，从业经销人员70余人，零售户28家，人员近60人，到了年春，金元券发行，导致货币不断贬值，利息高昂，生意惨淡，经营困难而逐渐衰落。
四、鳌江的百货业
抗战爆发前，民国26年（），鳌江镇专业百货商店虽只有三家，但这三家俱是批发零售兼营的大型百货店。“益友”百货店是由孔志初先生等三人合股经营，当时闻名浙南闽北及平阳全县，周转资金过一万大洋（银元），职元10人，平阳全县各集镇百货店，几乎是常到其处进货。另外，金杰英先生开设的“金同顺”百货店，规模也较大，有职工多人。
民国32年（），设有鳌江百货商业同业公会。会长为杨光和。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飞机的狂轰滥炸，营业场所被摧毁，因此有的大店关门歇业。年抗战胜利后，有的商店由大变小，虽然户数和从业人员变多，但生意已经和战前繁荣已不可比较。百货业的主要进货渠道是直接从上海、温州购入，销售除平阳本县外，还销往泰顺与闽东北各地。
五、鳌江的酱酒业
民国32年（），设有鳌江酱酒商业同业公会。会长为林宝繆。鳌江的酱酒行业，是酱园分设的门市部和前店后作坊产销结合的酱园店。其中有平阳县“九合酱园”开设的门市部两家，“叙和园”开设的门市部一家，金乡“同春酱园”开设的门市部两家，他们经营的黄酒和酱油由酱园运来。
同时，鳌江镇上独资经营的大小作坊9户，规模较大的有繆公兴、溢聚升、项瑞昌、泰和四家，都以经营生产黄酒为主，年产量约50-60吨，批发零售经营，其余几家产量都不过20吨，此外，还有零售商店12户。民国29年（）起，因遭日军轰炸，生产经营场所被摧毁，5户较大的作坊停产3户，部分门市关闭，整个行业陷入衰退，年抗战胜利后，所有所好转，但仍未恢复，直至解放前夕仍旧。
六、鳌江的南北货业
民国26年（），鳌江镇有南北货业批发商店有王广源、义生、恒大、源康、源成森、协记等七家大商行，其中以王广源商行规模最大（另有介绍）。民国32年（）并设有鳌江南北货商业同业公会。会长为苏灼华。
南北货业批发商以向上海代理行赊欠进货，然后批发给零售商，每年端午、中秋、年关进行结账，其渠道进货除上海外，南货还有福州、泉州、漳州，北货有大连、济南、青岛等地，职员月薪为4-15银元不等，经理为20银元，每逢端午、中秋、腊月节庆之日发双薪，年终从利润（全年）提取20-30%不等，作为职工的红利与奖金。经理、副经理可得其中的10%。抗战期间，南北货业遭日军轰炸，损失巨大，王广源商行被彻底摧毁，导致整个行业衰败。
七、鳌江的烟杂业
民国时期鳌江的烟杂业主要经营洋烟（卷烟）、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烛（矿烛）、洋皂（肥皂）等鳌江人俗称的“洋货”。抗战前，鳌江镇有许阜新、邓大兴等五家杂货烟店。邓大兴还兼营百货。当时烟杂业店经营的卷烟，主要有两大烟草公司的产品，即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天桥、仙女、哈德门、大英牌。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白姑娘、美丽等。抗战胜利后，烟杂业店开始经营水烟、绿条，直接从甘肃等地进货，黄条从福建进货，其中，行业中规模较大的有邓大兴，除经营烟草、酒、煤油外，还代理胶鞋业务，自有周转资金0大洋（银元）从业职工7人，除销售本地外，还销往闽东北等地。
八、鳌江的石油业
鳌江在抗战前，石油行有同孚、同新福、溢丰等三家股东店，而且是温州专营公司设在鳌江的代销处，同孚经营的是美国产的“美孚”石油，同新福经营的英国产的“亚细亚”石油，溢丰经营的是美国产的“德士古”煤油。当时这几家店在雁门点下村设土油和煤油提炼厂，以土法提炼煤油，出油率在3%左右。
九、鳌江染料油漆业
鳌江染料油漆业主要龙头溢丰颜料店创办于民国9年（），是鳌江颜料行业的知名大店，也是平阳县颇有名气的股东店，创业初期，因经营不善，股东意见分歧，民国19年（)温州商人诸葛少卿接受经营，重组股东，批零兼营，自有周转资金大洋（银元）。除经营原有染料外，还扩大就业煤油，火柴、肥田粉、花纱。业务兴旺，从此扭亏为盈，名气也越来越大。抗战爆发后，港口堵塞、海运中断，货源受到极大影响，生意清淡。
十、鳌江的制皂业
民国24年（），宁波籍商人余挺甫先生，在鳌江开设创办长茂肥皂厂，每月生产“兰花”牌洗衣皂0箱，投放鳌江及平阳县本地市场，颇受老百姓欢迎，抗战爆发后，鳌江被日军轰炸，其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后于民国34年（）正式停产。长茂肥皂厂总共生产十年时间，老鳌江人如今对“兰花”牌洗衣皂还记忆犹新。
十一、鳌江的药店业
民国18年（），鳌江镇较大的药店“金三益”药店开业，店东为金学士，民国19年（），鳌江镇统计有药店3家，从业人员10人，民国27年（），鳌江镇统计有药店22家，从业人员78人，民国37年（），鳌江镇统计有药店18家，从业人员56人.民国32年（）并设有鳌江国药商业同业公会。会长为鲍藻琨。
后话
民国26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日军的侵略和飞机的轰炸导致鳌江遭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鳌江的最主要几条街道被摧毁，人员死伤惨重，多家大商行被迫停业，加上当时政府为了防止日军从海上入侵鳌江，在鳌江港主航道上沉船、打桩、抛石，以致鳌江港口堵塞，沪、甬、温、闽的一些运销机构因而相继撤离鳌江，所有的一切遭遇，亦使鳌江的商业发展彻底沉沦，市面一片萧条。抗战胜利后，鳌江市场逐步加以复苏，然而，由于内战的爆发，到解放前夕，鳌江的商业还达不到抗战前夕的水平。
解放后，鳌江一度繁荣，平阳县八大国有公司曾经落户鳌江，辐射全县万人口。改革开放后，鳌江也一度成为全国机械城，其产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但随着苍南的分县和龙港的崛起，鳌江也曾一度沉沦，但很快又重新崛起。如今，面对对岸建市的压力，鳌江更是激励自身努力奋进。因为鳌江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集镇，鳌江复兴也只是历史荣耀的回归。鳌江镇委何占宇书记认为，鳌江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镇，鳌江是作为温州大都市区副中心核心区目标，在城市的大布局、高品质、多功能上下足功夫，积聚人气，照样能走出一条强镇城市化的路子，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鳌江样本。
纵观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从来就是一部“不进则退”的地区发展兴衰史。面对激烈的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如今，鳌江上下励精图治，埋头苦干，这座古老城镇又重新焕发活力，也唯有不甘落后、振奋精神、奋起直追，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全心全意投身于新一轮创业创新发展中去，才能无愧于历史上鳌江在浙南闽东北地区独特的中心城市历史地位，无愧于一向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上当年鳌江开埠先驱们开拓进取之精神！
鳌江需要在对过去历史的回顾中，寻找新的发展“兴奋点”，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将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人聚才（财）聚、业兴城兴。使他们成为鳌江城市今后发展的新鲜血液，以给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和活力，让历史的精、气、神，在今天鳌江复兴历史过程中实现其在区域经济中心与城市历史地位的再度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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