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刺猬公社
作者：陈梅希
黄山市算得上安徽省内最知名的城市之一。
这里有黄山、迎客松、宏村，有千年徽州文化的灿烂历史、中国古代最知名的经商团体，在三区四县之内，有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屯溪绿茶、太平猴魁等多种名茶。
它也是整个安徽，整个华东六省76个地级市中GDP最低的那一个。
安逸而停滞，是很多离开或是来到黄山的人给它的标签，有人因为安逸而来，有人因为停滞离开。关于“迎客松无客可迎”的报道已经有很多人写过，这一次，我们来到黄山以外的黄山市，探寻失去游客后，小城黄山的产业发展和生活面貌。
三十而立前，回到小城
许锦梅出生在一个盛产茶叶的县城，黄山市黟县。黟这个字，新华字典里如今只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黑木，第二种是县名，所以给别人介绍家乡时，她根本组不出其他词语来解释黟县的黟是哪个字。
她干脆换了一种方式介绍：“我们会说，黟县，就是那个黑多县。”
如今连让别人读明白名字都很困难的黟县，是安徽省内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城于秦朝。管辖黟县的地方从新安郡到歙州到徽州再到黄山市，来来回回改了好几次名字，黟县这个难读难懂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
18岁的时候，许锦梅离开县城去苏州上大学。那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共同的选择，去大城市上学，毕业以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紧接着在大城市落地生根。
大学毕业后，由于校企合作关系，她先留在苏州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智能家居公司工作，后误打误撞进入合肥一家大型食品企业上班，在仓库做物流管理系统，这也是她第一次做智能仓储。
但爸妈却想让她回黄山考公务员，不断用身边人的案例旁敲侧击。“他们就天天跟我念叨说谁谁谁回来了，谁谁谁考上了怎么的。”或许，在疫情当下，大多数的父母都会觉得“公务员”这个职位，才是最有保障，最稳定的，也是最适合女孩子的。
到27岁的时候，许锦梅选择回到家乡。疫情的反复让她对出租屋生活充满不安，家乡至少是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外面房价那么高，至少黄山房价还稍微能接受一点。”父母也退让了一步，只要回到黄山，哪怕暂时不考公务员也可以接受。
她选择进入小罐茶黄山工厂，延续之前的职业生涯，负责工厂内立体仓储的物流系统运维。十年前离开家乡，选择了和茶叶毫无关联的专业，十年后又回到家乡，用自己的专业为家乡卖茶，兜兜转转，许锦梅带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回到原点。
工厂同事里，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不止她一个。
程诚是小罐茶黄山工厂设备工程部主管，18岁的时候，他从黟县隔壁的祁门县出发，到天津念完大学后在一线城市“漂”了两年，年又回到黄山。
在他就读的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后选择进入工厂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大城市，去设计院、研究院，或者转行做其他工作。他的选择显得有些另类。
几十年前，进工厂还是年轻人的好出路，和工厂绑定在一起的描述是稳定、体面、铁饭碗。到现在，语言体系里跟工厂有关的句子往往充斥着戏谑和调侃的意味。例如，和下沉用户画上等号的厂妹，或是嘲讽别人专业技能不佳时，惯用的那句“不如找个厂上班吧”。
留在大城市的老同学们，不少在乙方企业做设备研发，有时候会在群聊里吐槽甲方，大家都不记得群里还有一个去了工厂的程诚。“因为跟设备商相比我们其实是甲方嘛，他们有时候在群里骂甲方，嘴里吐出一些不太好听的话，我就笑一笑，提醒他们我就是甲方。”
比起许锦梅的家乡黟县，程诚介绍起家乡来要简单得多。祁门县，就是祁门红茶的那个祁门。
祁门和黟县一样，到处都是茶山，程诚小时候和朋友一起去爬山，顺手就会揪一把野茶装在兜里。等下山回家，几个人从兜里掏出新鲜的茶叶，交给程诚妈妈，再由妈妈扔进铁锅里炒干水分，变成可以冲泡的茶叶。半个小时前，同样的故事情节也出现在许锦梅讲述的童年记忆里。
小孩子都不爱喝茶，偶尔去山里采茶也只是采着玩，反倒是父母那一辈人，喝白水总觉得没味道，随手就爱往杯子里放茶叶。程诚闹着玩采回来的茶叶，炒完以后都被泡进了父亲的茶杯里。
他很喜欢小城生活里慢下来的那部分。“我小时候在祁门，家门口有河，背后就有山。黄山晴天的时候天上的云很好看，环境很好。如果阴云天，看远方能很直观看到所谓的阴雨江南是什么样子。”
这些记忆，和在大城市“漂着”的日子形成剧烈对照，最终让程诚下定决心回到黄山。“（刚毕业）那会算比较焦虑，第一是收入，第二是看不清楚自己未来的样子，想不明白这件事情，就容易绕进去。”
进茶厂工作后，小时候不爱喝茶的程诚反倒逐渐爱上了喝茶。程诚负责工厂里的各项设备维护，算起来，经他手生产制作出的茶叶，远比小时候妈妈用铁锅炒的茶叶多得多。
但小城生活不止有松弛的那一面，哪怕是一座风景秀丽，有山有水的小城，完美的归隐躺平胜地只存在都市人对小城瓦尔登湖式的想象里。
程诚最担忧的是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年，黄山市GDP总量排在安徽16座城市中的最后一名，即便把比较范围扩展到华东六省的76个地级市，黄山市依然位列最后一名。
旅游业一直是黄山市的支柱产业，但年疫情发生后，黄山市旅游业收入跌幅一度超过40％。即便是疫情相较平稳的年，全市旅游业收入依旧没有回到年的水平。
程诚年回到黄山，见证了四年里的变化。——原本热闹的景区，现在不再拥挤；原本热门的徽菜馆，现在也不用排队了。体感上，“近几年非常地萧条”。今年4月，黄山旅游协会甚至发布了面向导游的采茶工招工启事，鼓励无团可带的导游们参与春季的茶叶采摘，赚钱活下去。
许锦梅甚至没有时间操心这些问题。临近中秋，工厂里的仓储物流部门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许多人会在中秋前采购茶叶赠送亲友，上游工厂的备货和出库工作，需要提前两个月开始。
访谈过程中，许锦梅全程都对着电脑处理消息，两个小时后，面前那杯茶水还是满的；程诚则在中途接到消息，又有一台机器出问题了，需要去车间看一眼。在大城市漂着时，小城寄托着年轻人对舒适生活的想象；等回到小城，旧的焦虑被缓解，新的问题会出现。
这是一种常态，每种生活都会有晴天和雨天。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最优解，走到跟前时，也会有错漏出现，但不影响它依然是彼时彼刻的最优解。
“重新选一次，毕业后还会先去大城市吗？”
黟县的许锦梅和祁门县的程诚，给出相同的答案，先去大城市。锦梅的解释是，年轻时不想太安逸，想去大城市开拓视野，去闯一闯。
闯完后，到28岁的时候，她还是会选择回到家乡。跟已经走过的线路一模一样。但先出去再回来，跟一直呆在原地的感觉完全不同，锦梅停下来，几秒钟后给出她的理由：“至少什么都感受过了。”
闯入者
本地居民对陌生人的闯入习以为常，极度发达的旅游业和上千年的商贸传统，让闯入者和谋生机会划上等号。闯入者的身份是游客、画家、退休职工还是买茶商人，决定了目的地是黄山索道、徽州古村还是各地茶叶批发市场。
受疫情影响，整个黄山市旅游业受到巨大冲击，外界频频 屏山村村民会把出现在古村的外地年轻人，默认为“来画画的学生”或者“带学生来画画的老师”。因为村里保留了徽派建筑特色，美术学院的老师会在假期带学生过来采风写生。游客多的时候，写生的学生只是游客中的一部分，等游客变少，“来画画的”就成为陌生面孔的唯一解释。
保留完好的徽州风貌，让屏山村在缺少游客时依然有生意可做。山里交通不便，“来画画的”一般就租住在村中民宿，一日三餐在村里解决，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和村里开小卖铺的、街边卖梅干菜烧饼的、村口卖西瓜的都混了个脸熟。等生面孔变成熟面孔离开屏山，又会有新一波“来画画的”进村。
写生的学生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带队老师干脆把写生地点定在小卖铺的院子里，饿了就找老板做铁板烧吃，渴了就去冰箱买水喝，久而久之，“来画画的”对小卖铺物价系统熟记于心。
闷热的午后，小卖铺老板正忙着给院子里的卷毛小土狗洗澡，可能是有些怕水，小土狗对着老板龇牙咧嘴。一个放下画笔的女学生想买冰棍吃，又不敢耽误老板和爱犬的斗争，掏出一枚硬币向老板晃了晃，得到“自己拿”的授意后，转头把硬币摆在柜台，从冰柜里翻出一根老冰棍。
院子里的学生围着桌子坐成一圈，大部分在画屋檐，那是徽派建筑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少数几个在画远处的山，山上可能种了茶树，也可能种着竹子，反正隔得远看不清，铺上绿色就可以；一个男孩单独坐在门口，照着小卖铺老板的样子画人像。
五点一到，看上去比学生年轻不了几岁的带队老师进院子收作业，应该对练习效果还算满意，他边收作业边拍照，说要发到抖音。收起画笔的年轻人不像下午那样安静，叽叽喳喳地追问老师抖音账号，做好抢沙发的准备。
很快，注意力又被新的爆炸性消息吸引。“卖西瓜的那个奶奶 村民的家经常成为画中物，村民也经常成为画中人，没有人觉得时刻被观察的生活有什么异样。太阳快要下山，村里的白发老人走到柴火垛边，把晒在那里的两盘辣椒搬回家，不到十米外，一个“画画的”正在加紧完成最后几笔。
老人没有回头看，全部心思都在辣椒上，丝毫不好奇对着她家画了好几个小时的陌生人，到底在画些什么。四十来岁的陌生人来自合肥，是一个中学美术老师，教人画画是他的工作，画画是他的爱好。暑假开始，他约朋友一起来屏山练习写生，谦虚地说自己只是画着玩。“业余时间画一画，平时也没有时间。”
如今的黄山市，古时候的徽州，山高林密，耕地面积极少，无法通过耕种来维系本地人口的生存。于是，徽州人开始往外走，把富余的商品卖出去，把稀缺的粮食买回来，他们比大部分同时代的人出发得更早，走得更远。
生意越做越大，到明清时期，徽商声名在外，成为古代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商派之一。
新安江里往来的船只曾经见证过这座古城的繁华，依山而建，依水而生。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数千年里，水路运输是贸易最重要的经脉，借助着自然的力量，商品沿着新安江，沿着大运河，沿着长江黄河，以至沿着没有尽头的海洋被传递出去。
徽商走得很远，但物总比人走得更远。山地里种出来的茶叶和林地木材制成的纸笔，在一次次贸易交换中，抵达茶农和工匠们尚未听闻过的大陆。
和茶有关的贸易仍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收入来源。市中心的屯溪区，采购商和散客们跑到黄山茶城，从一家家挂着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招牌的店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产品。
比起批发市场，黄山茶城更像小区，一楼是商铺，二楼是商铺店主们的卧室。傍晚，几乎每家店铺门口都摆着一张桌子，桌面上是电磁炉和调味料，变成茶城居民的简易厨房。想搭上话，最简单的方式不是问问有什么茶卖，而是锅里正炒着的是什么菜。
茶城最南侧的一间铺面外，店主正往翻炒中的鱼块里倒调料，香气在整片区域力压群雄。可惜炒菜的阿姨自己也说不上来锅里炒的是什么鱼，只告诉我说：“是别人送我的。”
春茶收购季已过，夏茶还没有上市，茶城里没多少客人，少了问询和讨价还价的声音，只有菜下锅时，发出呲啦的响声。每一个简易灶台，背后是一户居民；每一户居民，背后是山上的一片茶园。
茶叶被收购，运到全国各地，变成包装精美的茶包，或者变成奶茶店里的茶底，重新聚合成品牌。但在源头，除开张一元、小罐茶、谢裕大等少数几个品牌，大部分茶叶都没有品牌加成，维持着茶园—茶厂—门市的简单逻辑。用程诚的话来说，各地都还保留有很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厂。
这和茶叶本身的特征有关。作为延续千年的商品，从古至今，和茶叶绑定在一起的是产地和品种，没有品牌可以独享祁门红茶或是黄山毛峰，这片山头和那片山头，这家茶园和那家茶园，没有本质区别。
它更类似五常大米、宁夏枸杞、中卫西瓜，是某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优质农产品，地域足以保障品质。但茶叶又和农产品不完全一致，它需要经历多重程序的加工，从鲜叶变为茶叶，意味着它拥有被品牌化和规模化的空间。
未来，黄山茶城也许会拥有更多类型的茶制品，让曾经给徽州带去辉煌贸易史的茶叶，重新赋予黄山市经济发展机遇。
寻找一座茶园
在黄山市屯溪区游荡的那几天，听出我外地口音的当地人，总会反复询问我两句话。
第一句是：“来黄山旅游的？”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来这里出差时，紧接着又会被问第二句：“那是做茶叶生意的？”
时代几经变化，曾经的徽州府如今变成了徽州区，过去的一府六县，分别被划入安徽省黄山市和江西省上饶市。从行政区划来看，过去的徽州已不复存在。
但徽州的建筑、习俗、物产、文化，仍在新安江两岸留下顽固的痕迹。其中最显著的，是随处可见的徽菜，和本地居民对于茶叶的熟识。
发现目的地是黄山茶城后，司机李师傅反复在路上提醒我，茶城里的茶叶有好有坏，外行人分不出来，买的时候要小心。所谓好坏，主要体现在采茶的季节。“茶叶有春茶、夏茶和秋茶，春茶是最好的，夏茶和秋茶生长过程中都要打药，不然长不出来。茶城里面主要走批发，你要不是专业搞这个，根本看不出来的。”
品茶几乎是当地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李师傅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采茶炒茶，即便长大后从山上搬下来住在市区，不再从事相关行业，喝茶的习惯依旧保留下来。
但如果非要进行拆解，分析个一二三四，李师傅也说不出来：“茶是要品的嘛，茶叶好不好，这个拿水一泡下去，看它的颜色、叶子的形态，就什么都知道了。”比起技能，品茶对于老一辈黄山人来说更接近本能。因此她只能告诉我一些通过客观条件筛选的基本原则，例如高山地区的茶叶品质最佳；春茶、夏茶、秋茶中，春茶风味最佳；黄山地区所产的春茶中，又以清明前采摘的春茶品质最好。
李师傅说，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茶炒茶，在宅前屋后的空地，或是附近的山头，可以种茶的区域被一片片分给各家人家。一直到现在，郊区的农户还保持着种茶炒茶的习惯，每年春茶上市的时候，市区居民就会找还在种茶的亲戚购买，或是去山里农户家收茶。
李师傅自己搬来市区，不再像父母一样守着茶园，更多年轻人则去周边的大城市闯荡，南京、合肥、杭州、上海，都是黄山年轻人最常选择的目的地。随着年轻人不断涌向大城市，黄山的种茶传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好多都荒掉啦。”车程接近终点，李师傅好像想给种茶的故事收个尾，加速把语境拉回当下，“以前大家各自分到一块（山地）种茶，一点（地）都不肯放过的。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出去了，慢慢有些就荒掉啦。”
为寻找许锦梅记忆中随手抓一把茶叶就能带回家炒茶的茶山，我从黄山市中心的屯溪汽车总站出发，坐着小巴一路向北，前往她口中的“黑多”县。
正如很多当地人所说，黄山市政府所在的屯溪区几乎是整个黄山市仅有的平原地带，小巴刚刚驶出屯溪区驶入休宁县内，几乎立刻就切换到山路模式。窗外景象迅速从城郊的工厂和民居，切换成了望不到头的群山和澄澈的蓝天白云。
黄山市下辖的三区四县，几乎都被用来给茶叶命名。屯溪绿茶、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古黟黑茶、歙县大方茶、休宁松萝，外加以黄山区旧称太平县命名的太平猴魁，整个黄山地区，甚至可以制作出自己的茶叶地图。
名字替代品牌，浓缩了茶的产地、品种、制作工艺，成为地域和茶叶之间共用的标识。例如茶学专业研究生马丹妮告诉我，红茶、白茶、绿茶、黑茶等的茶叶类型其实不取决于茶树的品种，而取决于制作工艺，同一片鲜叶既可以被制作成红茶也可以被制作成白茶。
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鲜叶，各自有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哪怕只有一山之隔，祁门县的鲜叶更适合做成红茶，休宁县的松萝更适合做成绿茶。这是祖辈们从遥远的过去就开始掌握的经验，经过代际传承后，经验被写进名字里，成为茶的一种代言。
开往黟县的小巴车有些老旧，原本每张座椅背后都贴着恒大的楼盘广告，可能是因为恒大最近深陷烂尾楼风波，小巴座椅背后的恒大广告被一张“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的标语遮盖了关键信息。黄色标语和蓝色广告，在并不宽敞的空间里形成几十组鲜明的对比色，占据每一个乘客的视野。
领座的大姐赶在发车前最后一分钟上车。司机师傅一边朝着候车室大喊“黟县还有没有了，黟县马上出发了”，一边关上车门准备启动，大姐艰难穿过摆在过道横七竖八的行李箱，在能够抵达的第一个位置坐下。
于是我们成为一个半小时里短暂的同伴。
同伴大姐家住西递，那是一个5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一个乡村。游客一般都乘坐旅游大巴，从黄山市区的高铁站直达景区门口，而大姐回家需要从屯溪总站坐小巴到黟县汽车站，再转一趟公交回到村里。
听闻我是来黟县找茶叶的，大姐热情地向我推荐县城里的一家茶厂，具体到从哪个地方下车，从那条路走过去，再绕到哪个标志性建筑的后边。村里面家家户户都会种茶，只是茶叶不对外出售，每年春天收完鲜叶，自己炒着吃。
大姐口中的炒茶，就像炒花生米一样简单。对于“为什么这里好像人人都会炒茶”的疑惑，她也显得很疑惑：“怎么用学呢，不用学的，看一看也看会了。”那些“看一看就会炒”的茶叶，当地人叫做炒青，就是青色的叶子被炒一炒的意思。“哦，炒青就是绿茶，我们这里人叫炒青。”
在当地人口中，炒茶虽然简单，却是个很辛苦的工作，年轻人大多不愿再过父辈们的生活，李师傅口中的乡村图景得到验证。大姐的两个孩子都下了山，和李师傅一样去城市里工作，近一点那个的在隔壁县城，远一点的那个去了南京。
这不是什么特例，用大姐自己的话说：“村里小伙子也没有了，大姑娘也没有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种一点茶和其他农作物，在谷雨到来前把鲜叶摘下，炒几锅茶自己喝，或者寄给搬去城里的孩子。
汽车到站后，大姐继续在客运站等着回村的公交，而我却放弃了寻找茶园的执念，一个半小时的山路证明，寻找一座茶园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准确来说，不是茶园坐落于黄山的某个区县，而是黄山的三区四县坐落于茶山的包围中。从前这个地方还叫新安、歙州或者徽州时，茶树就长在山头，长在门前屋后，改变的只是行政区划、制作工艺、售卖方式，而不是茶本身。
程诚、许锦梅、李师傅以及短暂同行的西递大姐，当然都说不清楚祖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种茶，又是怎么学会炒茶的了。五百年多前修订的《徽州府志》，也只笼统地把茶和金银铅列在一起，作为徽州的主要货物来介绍；再往前，唐代官员张途在祁门修缮水利时写下《新修阊门溪记》，意外记述了当地茶叶产业的繁荣：“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
至于当地居民从何时开始志业于茶，花了多久让从业者扩展到十之七八，已无更多史料可以考证。
留在山里的人依然沿袭着祖辈们种茶炒茶的传统，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再以此谋生。茶树会出现在任何适合种植的地方，宅前屋后，或是不远处的山坡，和辣椒、毛豆、茄子、莴笋们呆在一起。我开始理解抵达黄山后的某种微妙感受。和每一个黄山人讨论茶树和采茶时，他们都会流露出“不都是这样吗”的神情，似乎觉得这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我才恍然，问他们采茶是什么感受，就好像别人问我从院子里摘了一把葱是什么感受。千余年种茶的传统，留到现在的不止有满山的茶树，还有当地人对茶的习以为常。
在黎阳老街的一家茶叶店，我遇到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她背对着门口，伏在桌子前，仔细地筛掉茶叶里的粗枝。十几年前，她从另一座城市退休，到黄山包下一座茶园自己种茶，又在老街租下一间铺子打发时间。
察觉我在看她筛茶，她也没有要推销茶叶的意思，只是解释给我听：“现在筛茶都是用机器了，我是因为要送给朋友，所以再筛出一些好的。”店里没有什么特殊装潢，基本都是木制结构，只有一个铁丝笼子和老房子格格不入，两只花白的小狗躺在里面睡觉。
老人没有停下筛茶的动作，一边告诉我：“刚生下来就被丢掉了，养了两周才张开眼睛。”我跟她说，外边的晚霞很漂亮，她笑笑说：“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晚霞。新安江一路下来，十里画廊嘛。”
（本文中，李师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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