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宋代，茶不仅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且成为统治者的重要课征对象。宋朝对茶课收入十分重视，认为茶是山泽税中最大者，因此，为了确保茶课收入，统治者主要实行榷茶政策，通过专买专卖，取得高额垄断利润。宋代茶法，十分繁杂，主要是从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取得收入生产环节的收入，是指征之于茶农的收入。在宋代，茶农称为园户。史载：“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得，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因此，他们“岁课作茶输租”据记载，国家取自园户的收入，淮南岁课为万余斤，江南万余斤，两浙余斤，荆湖万余斤，福建余斤，蜀30万缗。
正税之外，还有额外课征。据《宋史》记载，“自熙丰以来，茶司官权出诸司之上。初，元丰开川、秦茶场，园户既输二税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二税土产兼输外，又理茶课估，建炎元年立为额，至宁宗庆元初，始降之。“至于这些额外课征，每户征多少，以什么为标准征，每年共有多少，史无记宋代从销售环节取得收入，其中又分为多种形式，主要采取禁、入中、通商三种方法。
禁榷法
为了对茶实行官卖，宋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口，置有権货务，江南的宣、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的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江陵府的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的建、剑二州所产的茶除交租外，也要按官价出售给官府，并茶租一起送往六植务，再由官府出售。官府还在淮南六州立了13个山场，即：黄州的麻城场，光州的光山场、商城场、子安场，舒州的罗原场、太湖场、州的王同场，这13个山场除管理当地的园户外，也同六権务一样，买卖茶叶。例如山场，都以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园户交租后的余茶并按规定价格出售茶，以此获得垄断的收入。国家严禁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并规定：“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凡结徒持仗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禁榷法使国家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据史载：“至道末，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但由于这种办法不论园户生产多少茶都要一概入官，官府将收购上来的茶，再按固定价格出售。这种办法既不能调动园户和茶商的积极性；而国家还要设立机构，派遣官吏，增加大量支出；茶的运送还要役使许多劳力，又加之管理不善，常常造成质次价高，消费者不能受益反受其害。
▲现代茶园入中、折中法
入中、折中法，又叫交引法。是宋代権茶的又主要形式宋代的入中、折中法，它与禁権法不同，禁法以充裕地方为主，入中、折中法则以实京师、转饷沿边为主。通过茶商入中，国家获取所需金帛和粮草，国家则以茶为酬值，准许茶商在指定州军贩易。因为茶商入中后由国家估定实物价值，付以交券，是为交引，茶商特引方能换取茶运销，所以又叫交引法入中法对官府来说，省却转运粮草的劳费，充实了京师和边防的储备，对茶商来说，既可获取販茶之权，因酬值较高，又可获取厚利，被当时称为“公私相补”，官和商都乐意接受的方式。
入中法按地点分，有沿边入中和京师入中两种，按入中品目分有实物入中和现钱入中，这完全是按照国家的需要，以茶做媒介，让商人为国家军事或财政服务。(当然，军事上的需要最终也需由财政负担，入中法减轻了对财政的压力。沿边入中始行于雍熙年间，太宗攻辽，三次大败，于是转守求和。但当时边防虚弱，府库空虚，于是出现了招募商人入刍粟于边关，借以充军队给养的办法。史载：“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当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以及颗，末盐。
▲现代茶商沿边入中的目的是实边，商人转运粮草到达国家指定目的地，由当地官吏估其所运物资之值，发给引券，商人以此为据，按引券所写数目，领取等值的茶进行贩销。至于商人入中后按何等比例增估其转运物资之值，各时期有所不同，据《宋史食货志》载：景德二年之制，“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值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现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芻粟，＂也按京师办法，“而素增十千，次边增加五千”:西增加＂十五千＂。这个办法，到天禧二年又有变化“每入百千，增五千茶与之。当时陕西交引益贱，有司惜其费茶后以内库钱市而毁之”。天圣四年，西入中，每值钱10万，所在给引券，商人可到东南领钱的。宝元元年，入中河北物资实值即可到13场取10万钱的茶。可见商人也是有利可图的。
入中京师：它又分为入纳金银钱帛于京师榷货务和纳粮于折中仓两种况。到京师入钱买茶运销和到场入钱买茶运销，对商人来说是同祥可以取得利益的，但对国家来说则不同：钱入京师，充实了中央的储备钱入茶场，钱归地方。入钱京师的目的，在于集财力于中央，所以在茶的补偿上也有所照顾。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让商人输驱米到京师的目的和入钱到京师一样，也是为了充实京师储备在整个入中京师的钱，物中，它只占次要地位，实行的时间也不长。
入中法基本上满足了国家的需要，但在执行中，由于管理不当，也常出现弊端。沿边入中实物后，要由官吏估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待，不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敝，则虚益高，茶日益，入实钱金帛日益寡＂。由于虚估日益高，国家得实利少而费者多，景德中，入中沿边才及50万，面东南利运费万。特别是这些茶利往又不能归于入中者所有因为“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于商或京师交引，获利无几＂而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于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致使引券滞积，虽二三年之茶不足以偿清而商人又以利薄不愿入中，边备日，茶法大坏。虽然宋统治者对入中法进行过多次修改，最终也没有根除它的弊端。
▲《宋史食货志》内容选篇通商法
茶专卖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提供了财政收入。但对人民来说，由于官府贱价买茶，加重剥削，往往入不敷出，以致破产，影响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对私贩茶处罚甚重，更引起人民的反对特别是禁榷要由国家派役夫运茶到山场和権货务，烦扰百姓，增加人民徭役负担也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就连统治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茶专卖的弊端，纷纷提出改草建议。如王安石曾言：“国家罢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而有非之者，盖聚敛之臣，将尽财利于毫末之间，丽不知与之为取之过也。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而今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夫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则严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未尝少驰，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尝绝于道路也、既罢之之法，凡此之为，皆可以无矣。“王安石主张改为，他所示的当时茶法的败坏情况，确实是严重的。
宋朝茶实行通商，最早在天圣元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罗课场紫，斤售钱五
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已。然必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故有贴射之名。＂显然，此法意在使商人与园户在国家控制之下直接贸易。代价是商人需向国家交纳茶税，避免了国家直接派官经营生产和销售带来的弊端，也促进了园户生产和商人运销的积极性。但这仍不能算是完全自由通商，因为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后，商人仍须“辇茶入官”，由官府按商人指出的贩销区域“给券为验”，才能运销。不过这已和禁榷法有很大区别了，关键在于已不再是官府收茶，官府给商人指定贩销区域，而是商人收茶，商人可以选择贩销区域了贴射法还规定，如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仍由官卖；如园户过期未交足茶数，则要计所欠之数如商人入息。
这从生产和销售上把关，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方面是有利的。但此法也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天圣三年，翰林侍讲学士孙指出：“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扰益甚又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官利，其弊不可不革。贴射法于十月罢行在贴射法实行之初，即有许多人上朝廷议实行通商，在嘉祐年间(公元-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宋政府正式废止茶法，改行通商法(除腊茶)。园户种茶，官收祖钱，商贾茶，官府征税。
对于商与园户的交易，则听其自由实行通商法，也出现一些问题。其一，弛禁后，三司将岁课祖均配于茶户，虽考虑到茶户负担能力有限，减轻近半，但茶户仍有负担过重之优：其二，商人买茶后贩销，除交纳茶税外，获利不大，商人销者日少。但通商法的实行，对减少官场机构，节省国家开支，保证国家茶民收入，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史载：“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ニ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
▲茶文化蔡京时茶法
蔡京当政时，反对嘉祐茶法，他认为：嘉祐初遂罢禁蕥，行便商之法商人园户私相贸易，公私不给，利源寝销，岁入不过八十余万。所以要把荆潮、江淮、两浙、福建七路州军所产之茶，依旧行禁雄法，选派官吏，设置机构，订立制度，进行管理。其法：
(1)所有东南地区之茶，一律禁官卖，不许茶商和园户私相贸易。
(2)凡产茶州县，随处置场，并令官员等级园户姓名。
(3)凡园户将茶卖给官府，“皆用仓法”，面园户“自前茶租，折税”，仍旧每年“酌量年例所出，约人户可卖之数，年终立为茶额。＂
(4)凡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交税，限定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霧。
(5)凡商人在京货务交纳金银缗钱，或到边塞交纳粮草，可给钞取引，并于请引之场发给长引，在所指州军出卖，至于税则持长引沿路即时批发，至所指地点，然后计税尽输。
(6)凡买茶本钱，以度、盐钞及色封桩、坊彭、常平剩钱等共万贯，给诸路分掌办理。
蔡京变更茶法，恢复茶法，对国家财政确有增：政和六年，收息万缗，茶增余万斤。但应看到，园户、茶商倍加苛剥。所以《宋史食货志》上说：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揞利，变改法度，前后相，民听玄惑。
▲影视选材南宋法
南宋对茶仍实行禁制度，用长短引法，并规定了商人贩销的水路、陆路界限，商贩长引茶，水路不许过高邮、陆路不许过天长。对于不按规定地区贩销而到获利较高地区販销的商人，要随引加纳贴输翻引钱和通货给息钱。如运往楚州及旷眙界，要交贴输翻引钱10贯文；至淮北擁场卖。除输翻引钱外，还要输通货给息钱11贯文。到乾道八年，贴输翻引钱减至7缗，通货给息钱减至8缗。
南宋时期，陕西、河北、河东地区全部丧失，茶叶的销售地少，但绍兴末年，东南利收入仍有余万贯，雍熙时增到万贯，四川茶课更是急剧增加，收入最多的一年达到万贯，南宋茶课收入每年约在至万贯之间，比北宋仍有所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宋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也是统治者加重征课的结果。
▲现代茶艺茶马贸易
所谓茶马贸易，是用禁茶叶和擁收入，购买和互易少数民族的马匹等少数民族嗜茶但其居住区不产茶。北宋时因同辽金、西夏对峙，战马缺乏。而名骏出塞外，军用之马，历来多购于少数民族，于是宋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互市、以茶易马或以盐易马就成为一种经常的贸易。茶马贸易是宋官府在四川、陕西、甘肃以及青海等地，与吐蕃等少数民族相接的特定区域内直接经营的。它的目的不是追求商业经营利润，而是保证军事上对战马的需要。因此，它同边境地区设置场的商业贸易不同，严禁商人从事茶马贸易。为此从熙宁七年开始，就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经营川、秦茶马之政。
茶马司经营茶马贸易的办法是在四川地区置买茶场，熙、秦地区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把所买茶叶运往卖茶场出售换马。官府卖茶场所卖之分为博马茶和杂卖茶两类。博马茶用马与茶按市价折价互换。杂卖茶则由蕃商与当地居民用现钱和货物购买。为了鼓励少数民族以马易茶，官府规定博马茶的市价低于杂卖茶的市价。“马来既重，则售茶亦多。价低保证了马多，马多既保证了军事需要，又增加了茶利。据宋代文献记载，茶马司建立之后，每年在熙、秦地区买马均在3万匹左右。南宋孝宗乾道初(公元年)，川、秦八场马额余匹，淳熙(公元-)以来，为额匹，自后所市都未达到这个数额。“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明了茶马贸易在宋朝军事防务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总之，宋代的茶法包括禁与通商法，对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实行官卖，充裕了地方财政。二是让商人运送粮草实边，解决了边防要地对粮的需要；三是让商人在京师或货务入纳金帛，解决了京师要，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四是以茶作为对外互市物资，保证了军需和战备需要(马)。
▲《茶马互市图》结语
宋代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时取一年最中数，计钱，内净利占贯，茶税钱占42贯。通商后取一年最中数，计贯，内茶租占贯，茶税占贯。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种国家专营(控制产销分配)办法，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对茶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有一定影响。首先，园户为了逃避官府盘剥，不断逃离生产，“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其次，对消费者来说，由于茶价上涨，也加重了负担。第三，禁也限制了自由贸易，特别是官府为了取得收入频繁更改销制度，常使中小商人无所适从，甚至倒闭破产。致商民受害，国家受损。这是封建社会的通病。
联系电话：